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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整个行当气息奄奄,廉价商品泛滥。其中有2/3来自中国,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今天,在这个袋鼠之国,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都是“中国制造”。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赌博正规十大网址澳门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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